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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张祖道——随费孝通师访问江村  

2011-05-26 09:51: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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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费孝通师访问江村(张祖道图文)
 

江苏吴江县是费孝通先生的家乡,吴江县的开弦弓村对于费先生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我曾随费孝通师多次访问开弦弓(江村),其中有两次正处于国家的转折时期,印象最为深刻。一次是1957年5月,一次是1982年元月。1957年这次,是费先生1936年之后的重访,时隔21年之久,在费先生的学术乃至人生经历中都是很关键的一次。

1935年10月,费先生和同窗好友,新婚妻子王同惠一同去广西大瑶山做田野调查。他们从南宁到柳州,顺柳江到象县(今象州县),从这里进入大瑶山。12月16日,夫妻二人在从象县古陈村翻山越岭前往平南县罗运乡做茶山瑶调查时,遭遇迷路,黑暗中,费先生误触猎人布下的虎阱,被大石砸伤腰腿,王同惠急忙去找人相救,不幸掉入溪水中丧生。

费孝通在广州疗伤后,回到北平。1936年初夏返乡疗养。他的二姐费达生建议他到震泽镇的开弦弓村去休养和了解一下农民生活。他去了,在那里和家乡农民一起生活了两个月。同年10月,费先生到英国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教授(B.Malinowski),用在开弦弓的调查材料写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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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5月,费孝通和社会调查组成员在开弦弓合影。

 费孝通,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夏天,费孝通对开弦弓村进行了调查,旋即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1938年他以“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为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这部英文著作1938年在英国出版,扉页上的中文名是“江村经济”。从此,费先生奠定了了在人类学、社会学上的世界级地位,开弦弓村也有了江村这个学名,并作为观察中国农村的一个标本,长期为世界学者所关注。


1946年,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到二年级以后,就开始上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先生的专业课程,研读工业、农村、城市等社会经济状况,课余常去老师家中串门、聊天和讨教,并寻求他们对历次学生运动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参加了工作,我和同班好友黄沙(在校时原名黄宗英,因为与名演员同名,更有性别之尴尬,就让她专有了)在一起工作,经常同去中央民族学院老师家去请安和组稿。有一次谈起全国农村合作化的热闹迅猛情况,费先生说:我从1950年6月开始访问贵州少数民族,次年10月访问广西少数民族起,就一直专心于民族事务,在民院的学术、行政、以及写作方面,都离不开民族,而把农村农民的研究丢荒了。“江村”的兄弟父老,一别就是20年啦!确实,自费先生1936年访问开弦弓后,这个奠定费先生学术地位的小村费先生一直没有机会再访,心中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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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2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与老师费孝通和师母在其住所门前合影。
         前排左起:张祖道、费孝通、夫人孟吟、黄宗英(后名黄沙) 后排左起:王康、费宗惠(费先生女儿)、王子光、裴毓荪(女)

 

潘光旦先生和我们都鼓励费先生再去家乡吴江跑一趟,看看开弦弓合作化的新貌,再做一次田野调查,再写几篇有分量的文章,文章包给我们《新观察》发。费先生说:“那好,文章当然给你们,但你们得派个记者去拍照片配合。”于是费先生去申请组织一个调查小组,我们回单位汇报。潘先生也兴起,说是他不久要去湘鄂川边区考察识别土家族,《新观察》是不是也帮着拍点照片?文章也给你们。这当然是一拍即合。

费先生工作忙,腾不出手,倒让潘光旦先生先领着我,在1956年冬天,到川鄂湘边区进行土家族调查。回过头来,直到1957年4月,费先生才成行。费先生和《新观察》杂志文艺组的张凤珠等一行于1957年4月26日动身去江南“重访江村”,我因为要参加当年五一劳动节的采访只能随后赶去,一直忙到5月8日张凤珠第二次电报相催时方匆忙乘夜间11时的15次快车离开北京。我对吴江之行充满热望,一是高兴有和老师一起工作的机会;二是很高兴能有机会到恩师家乡观看合作化后的农村新貌。

 10日晨到达苏州。找到长途汽车站,乘坐去往吴江县震泽镇的汽车。这是一辆木炭车,不是运输木炭,而是燃烧木炭产生汽体取代汽油推动汽车行驶的。这种在抗日战争流行的木炭车现在只有农村公路上还能见到。汽车一直向南行驶,到达平望后,换乘16人的小公共车偏西继续前行。江南平原不见山丘土坡,只是桥多河多,经过梅堰后,于9时3刻到达震泽镇。从镇上到村子没有公路,桥下有小码头,桥上桥堍就是一个热闹的小市集。卖菜,卖鸡鸭鱼蛋,还有好几个小孩,每人抱着一只大白兔,不知它们是怎么被养大的。

很快就雇到了一只售完货回村的小船,一叶扁舟静静的在小河里滑行。初夏的田野,一片开阔,空气清香,景色宜人。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幼年生长的故乡呀。他从吴江而苏州,而上海,而北平,进了燕京、清华大学,1935年在清华社会学系获得硕士学位,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获庚款留学名额。

直到正晌午过后,小船才把我送到开弦弓村。这就是开弦弓,这就是“江村”。这是费孝通1936年夏天进行田野调查的村子,是第一次,距今21年了。

我伫立在路端眺望整个村子,有一条小河分成两支穿村奔流,沿河两岸拥挤着房屋。河里泊着小木船,船旁游着鸭子,岸上有水田桑园、菜地。有人说,村的地形特别,像一张拉满弦的弯弓,蓄势待发。所以起名开弦弓。除了村名以外,它和太湖沿岸,以及江南水乡其它千千万万村庄一样,普普通通,劳动生产,养家糊口,没有什么异样。正因为它的普通,它的一样,费先生把它调查介绍,它就成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农村的代表、典型,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费先生告诉我:“我和姐姐(费达生),以及一起从北京来的青年朋友在村里做调查,进行家访和分批召集老年男女社员座谈1936年前后,日本侵略军侵占后的生活、生产,收入和消费情况。算农业账,也算副业账,二十多年的账,二十多年的日出日落,算起来复杂呀,麻烦呀。我和青年朋友和平共处在他们住的楼上(全村唯一的一所二层楼楼房),每天晚上打算盘摇动手摇式计算机,把手都摇酸了。天天干到深夜,你想想,每人要上下扒拉算盘珠子千百次,摇转手柄千百次,那是很难数清的。但是,有一个办法,我们计量灯油,这半个月,平均每天烧掉煤油一斤。你就可以惦量出我们每天熬夜到几更天。

要知道,社会调查不是串门儿,不是回娘家。调查不单是拟几个问答题,印成表格发下去。也不是当面的一问一答,那样是得不到真实材料的。

费先生又问我:“除了大二上的《机关参观》课,每星期一次全班同学跟着老师去参观访问一个聋哑学校、一个精神病院、一所监狱等,一次写一篇初级的报告以外,你还做过较正式的调查吗?”我回答道:“从昆明北上时曾和几位高班同学跟陈达、袁方等先生做过一次上海工厂调查约三个月。先是工厂概况调查,约有三四百家。完成后,又留下我和另外几位,做个案调查,要设法访问各个工厂的工友,这才知道调查的不易,才知道得一份够质量,讲真话的记录的困难。没有一位厂长、一个“工会”乐于介绍那怕一个符合工龄,工种的工友给你,都是一推二拖三糊弄,接谈几句,就能发觉他言不由衷,没有实话。直到有一天,一个工厂的工会干事,怀疑我是共产党,阻拦我自己找工友访谈,几个人围着我,要拉我去警察局,我说去宪兵司令部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够格,硬是不给看证件,他们搞不清我的来头,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他们走开了,工友走近了。有两位工友自动过来说,那是工贼、特务,勿要理他。下班后,侬到我屋里去坐坐。这样,我得到机会上工人家细谈,得到几份有分量的个案材料,他们又介绍我认识其他工厂的工友,打开了局面。

费先生说:“做个社会学工作者是不容易的。我在开弦弓有个优越条件,我姐姐费达生在这里多年做桑蚕改良工作,人际关系好,连小孩子都叫得出她的名字,所以我去访问,家乡人都欢迎,有问必答。我们现在调查到副业,种类多,问题复杂,你就专心拍摄,我不提什么要求,就拍村子的生产和生活。总的情况就几句话:“解放了成立了新中国,农民信心大增,原来是个体户,然后成春助夏散的互助组,去年又由初级社扩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干劲更大,所谓形势大好,问题不少。你先拍两天,等有感觉再谈。

我背着相机向外走的时候,费先生又补了一句,张凤珠在这里采访了三天,她一个人又上附近的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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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在村里,费孝通先生(右)与沈宝法(中)在观看英文版的《江村经济》扉页。上面有1937年前,沈宝法9岁时和费先生的合影。该书在英国出版时是以英文写就的,书名是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称《江村经济》。”江村“代表了开弦弓这一类型的江南水乡农村。由于多种原因,这部享有世界声誉的著作直到1986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我从11日起,拍了两天照片。11日是农历四月十二,正是黄梅天即将来临的时候,阴雨绵绵的时候居多,适于拔秧插秧,容易生根成活。湿度大,不利于养蚕,容易得病。开弦弓村合作化后,由年前的永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夏成立联合第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化后,有一些优良生产方式依然保存下来。如养蚕室,农民是将改良蚕种集中科学消毒、孵化、喂养,等到蚕宝宝三龄(三眠)以后,发育长大、食量大增、体质强壮,就分装蚕匾(蚕箔)用船摇送到各组喂养。今年他们已有一批上簇结茧,将茧子送往收购站。现在的这批已达三龄,不再害怕湿冷了。水稻田里正忙着插秧,村里,有经验的社员还在河里浸泡稻种,这是晚稻种子,大田里的秧苗是春花(早稻),社里种的是双季稻,产量高。

第二天晚上,我去见费先生。我说:“农业生产合作化就是好,团结就是力量,集体好办事。去年粮食增产,社员分到的粮食多了。但是也听到小孩说米饭不够吃。拍照时看见有不上学的儿童,背的不是书包,是箩筐,到处割草,用来喂家里圈养的羊和兔。不像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看到的千百头牛羊在大草原上游着牧着。这里是走进屋里才见羊,掀开缸盖发现兔,小打小闹。水村的船和城里的自行车一样多,一出门就上船,我还被送上村外几个小岛一样的小水田小土堆上拍照。感觉就像我家乡山顶上的小梯田,放不下水牛的四条腿。河畔宅旁泊着的空船很多,只是用来上下工的话,利用率低了些。

费先生回答说:“你还是看出了一些问题,农业合作化是古往今来一大进步,新事物就会出现新问题。开弦弓位居苏州、杭州之间和太湖之滨,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鱼米之乡。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要比其他地方的高。但是这儿人多地少,苏州专区九个县,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八分地,仅靠农业生产养家活口是不够的。”

我问除了粮食生产,还能生产什么呢?费先生说:“生丝,千百年来,苏杭一带是丝绸的主要产地。过去,这儿的‘辑里丝’畅销国外,但是到二三十年代,我们土法生产的生丝敌不过后来居上的日本丝。销量和价格大跌。我的姐姐费达生,一辈子从事蚕桑事业,1920年她从苏州的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毕业后,去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学习制丝,1923年毕业,于秋天返回母校工作。1924年,达生姐带着改良蚕种和养蚕新技术来到开弦弓,帮助发展养蚕事业,又于20年代末协助开弦弓组织生丝机制合作社,创建采用新法用机器缫丝制丝的开弦弓合作丝厂。1929年夏初春蚕结茧时开机缫丝,产品畅销上海和国外,发展了这一主要副业,并且培养了不少本村女技工,使村民提高了收入。姐姐和村民关系融洽,因此我1936年的调查非常顺利,写出了《江村经济》。我说:“那时在清华上课时听你讲过,只是简单介绍,你的原著却一直没能读到。” 费先生说:“在伦敦出版时,是英文写的,书名用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我急于回国,于1938年回到祖国的昆明,一直工作忙,生活不安定,还没有把它译回中文来。”

我们又扯回到副业的今昔,费孝通说,1936年,开弦弓的船只也很多,除做家用交通工具外,又用它蜀河泥,做水稻的基肥。到秋闲,摇着橹去做买卖和替人运输货物,就是重要的第二副业,可以赚不少钱。其它如养羊养兔,粪尿是很好的追肥,也可以卖,出卖羊兔,也是一笔收入。那时种的是单季稻,不种春花,平均每亩产350斤,除去税收、盘剥,没有副业补助,生活就很艰难。

1936年的开弦弓,依靠农副业双收入,加上生活节俭,日子过得还可以。

进入高级社的开弦弓,1956年种的水稻,长势良好,预期亩产700斤,社员们很高兴,于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八月一场台风,把产量降为559斤的中等丰收,使得少数家庭感到口粮紧张。

副业方面,社员养蚕的积极性很高,可是桑叶减少了很多。单沦陷时期为了防止游击队袭击,日本侵略军大吹桑树,加之桑树老化,桑田削减,买不到外地桑叶等等限制了养蚕事业的开展。村里原有的合作丝厂也被日本侵略军破坏拆毁。舟船水运,县镇建立了航运公司,个人就不能私运了,羊、兔受饲料产量限制,无法更大发展。

经过费孝通和小组成员此次的调查研究和社员的多次座谈,大家把眼光投向广阔的水面,那里可以生长出众多的副业,准备先从水浮莲下手。水浮莲可以做饲料,喂养猪、羊、兔,又可以当肥料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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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开弦弓村民养二眠蚕

我在阴雨绵绵的苏南水乡,紧张地工作了5天,拍摄江村初步农业合作化了的社员生活和劳动。

1957年5月15日清早随费达生、费孝通姐弟乘一叶小舟,在低吟的咿呀声中回到吴江县城松陵镇。费先生带我到富家桥弄窄窄的小巷,那里是他1910年11月2日降生的地方。前行不远,我们共同走过他上小学时天天要通过的小石桥,再前行不远,就是他经常怀念的雷震殿小学(大名吴江初等小学),还去了几处留恋的故地。傍晚到达苏州的招待所,张凤珠已经在那儿等待我们。

在苏州,我先跟着张凤珠去拍摄她采访了的虎丘花农。县政协俱乐部的老年委员,费先生的父亲费璞安老先生也经常来。我也抽空去访问了知名作家周瘦鹃和他的二三百盆盆景,准备进行介绍。还去园林、名胜搜集一些资料。

费先生整理完开弦弓调查资料后,于18日清晨动笔《重访江村》,他真是潘光旦先生欣赏的一名快手,不到两天已写就并快邮寄出。在校时,同学三五,常上费先生家请教、聊天,宁神静气地听他侃侃而谈,只惊奇于他的思维缜密,言谈反应敏捷,没有想到他还是位洋洋洒洒的写家。

5月25日,费先生又开始写《“早春”前后》。傍晚散步时,他谈了下这篇文章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和分析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的看法。

回到北京后,挤出几个晚上,将费先生在苏州、吴江、庙港接待干部、农民来访、投诉、提供的一些情况的记录上百件加以整理、分类、加以誊清,用挂号寄给费先生,他要将这些民情向上反映。

没有想到,6月初,《新观察》半月刊第11期就将“重访江村”(其一)发表了,体现了编辑部一贯的“新”和“快”。接着12期(6月下旬)又发表了“重访”的(其二)。更没有想到,我们等候的“重访”(其三)却杳无音讯,一直没有、再也没有寄来。是突如其来的“反右”大潮打乱了一切,淹没了一切。

斗转星移,一忽,24年过去。我也回到复刊的《新观察》半月刊杂志。1982年1月,我又一人来至苏州吴江县城,见到了费先生和费师母,三人相视而笑,师母轻轻拍着手掌说,好呀,吴江重逢,江村四访,你们师生俩,又合在一起工作了。

我问费先生:“这几年你很忙,写文章、出国访问、重建在1952年起中断了近30年的社会学等等,工作繁重;怎么还挤出时间回到家乡来进行农村实地调查?”费先生双手一摊:“忙呀!千头万绪呀!但是实地调查是社会学工作者的基本功,不能荒废。还记得重访江村时我说过江村可以算是农业的一个典型,我要把他作为实地调查的基地,不断研究他的变化、发展,再写一本书,完成我的心愿。去年10月我三访江村,时间太短,二十多年的岁月,一下是摸不清的,所以又来补课。你知道,我已是70出头的人了,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也就是我只能再工作10 年,干到80到头吧。我要努力工作10年,把失去的20年追回来,你比我小一轮,都属狗,你数数你的口袋,不是只剩下22块钱了么?好好的花,别浪费了。”听了老师的教导,启发,头皮一紧,心头涌出一股急迫感,再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了。

从外表看,开弦弓村的变化不大,房子依旧成排成行的挤在一起,唯一的一所二层楼拔高了一层,成了三层楼,新建的房屋大概100间左右,基本是在原有的居屋处扩建或加建一间。一家人,积够一批木料、砖瓦,村里的亲友在家里吃了早饭,就来义务帮工。平地基,大概花800多元至1000元。有的是为儿子结婚用的,一对新人成家所需的室内陈设床桌家具和衣被、装饰等,一般花费2000多元至3000元。

社员们告诉我,他们的生活比1957年我初来时好多了。从1962年起粮食增产,“我们一天吃三顿干饭了”。能吃上饱饭,一个壮劳力,一天需要一公斤粮食。近年,他们在分配上改为社员劳动计件工分制,农田也不单一的搞“以粮为纲”,开始多种经营。集体方面发展蚕桑,家庭副业准许养牛养兔,长毛兔一年可以剪5次毛,值10元,一家养五六只,甚至上10只,一年从兔子身上就可以得50至100元。村大队有一所缫丝厂,一所丝织厂,入股的人家至少有一人在工厂做工,每月有工资,村缫丝厂已经升级成为公社集体所有,叫庙港缫丝厂,工厂还在开弦弓,工人很多都是本村人,现在已经有200多人了。现在农闲,村里又在动工盖新厂房了。

社员们高兴得总结:“现在农业上粮食增产,桑园扩大,村里接上电,用电机把积水的洼地,荒地的水抽干,平地都变成桑园,桑叶不出村,家家养蚕,把茧子卖给厂里缫成丝,这是五六十年前就卖到国外、有名的白厂丝。副业上有蚕、羊、兔、猪等。工业上有丝厂、丝织厂。农田、副业、工资三样收入就提高了,生活就改善了。现在几十户准备了木料、砖瓦,计划盖楼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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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5月,开弦弓村永新初级农业社联合第三社全体村民合影

一天,大队的干部们坐到一起看我1957年拍摄的开弦弓村的照片,当看到那张全体合影的照片时,惊喜地互相指点着叫起来,照片上坐在前排的八九上十岁的小孩们,不就是他们现在这一批大队、公社的三十多岁的青年骨干吗?他们有的是村里大队的副书记、加工厂厂长,有的是庙港公社的管委会主任、公社办公室副主任、工业部的会计等等。开弦弓的年青人在成长。

村大队办公室不远处,上百根扁担正忙碌着挑土垫高路基,村里正在修一条从庙港经过开弦弓通向震泽镇的公路,年底通车后,就可以直达苏州、上海各地,发展经济贸易。

张祖道——随费孝通师访问江村 - 南租界行走 - 南租界行走

       1982年1月费孝通(左3)、费达生(左1)由吴江县政协秘书长陆公侠(右1),庙港人民公社宣传组张明远(左2)陪同,踏上开弦弓的清河码头。费先生从伦敦接受赫胥黎奖章回国后,旋即回到江村继续其农村调查,这是费孝通第四次访问开弦弓。他说:”1982年就从江村作为起点‘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
      图中的费达生先生是费先生的亲姊,她和开弦弓的渊源更深。1923年时从日本留学回来,即在太湖周边从事桑蚕丝绸科技推广。1929年,她创建了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成为我国较早的乡村工业。 她对中国蚕丝业有卓越的贡献,是著名的蚕丝教育家、改革家。她也是对费孝通的人生有着重大影响的女性。正是她在1936年引导费孝通来到开弦弓进行调查研究的。费先生在“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

 

1994年10月,我随费先生的访问江村时,开弦弓的缫丝厂已经成为江苏金蜂集团公司的一个现代化的缫丝工厂,建起了全新的工厂。庙港镇的镇人民政府也建了全新的大楼。

1996年9月和1999年10月我又随费先生访问过江村,这个时期苏南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巨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不多言。                                                 

我的老师、父辈费孝通先生,于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闻讯哀痛悲悼,不能自己!

现将我随费先生几次访问开弦弓时所拍摄的图片编辑成册,为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朋友们提供一点图片资料,为青年朋友了解历史翻开几页逝去的图像,并以此缅怀恩师六十年的谆谆教导和关爱!

张祖道

                                      2007年6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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